Winkler: 叙利亚语教会教派概述（全文）

按：此篇文章是叙利亚著名学者Winkler的作品，专门介绍了现今叙利亚各教派的概览。本文感谢Stella Li提供翻译。

凡例：

• 本篇译自：Dietmar W Winkler, “The Syriac Church Denominations: An Overview,” in The Syriac Worl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119–33. 《叙利亚世界》是一部很重要的，介绍叙利亚教会的书籍，本平台将考虑一篇一篇地把它们翻译过来，给中文界做个概览性的介绍。

• 本文译者加了译注，以方便读者了解各种译名之不同；笔者也加了部分按语，会加上：“阿甲按”。此外本文也参考了柳博赟老师的建议。特表感谢。

正文

叙利亚语教会教派概述

Dietmar W. Winkler著

Stella Li 译

尽管鲜有记载，但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公元1世纪基督教的传播不仅限于罗马帝国境内;即欧洲和环地中海区域，还远至帝国边疆以外。基督徒群体不仅出现在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出现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小亚细亚。基督教跨越了东北部的语言障碍，传到了奥斯若恩¹[11}（Osrhoëne）和本都 (Pontus)。虽然教会史的标准教材主要关注希-罗世界的帝国教会历史，但在公元4世纪，叙利亚语基督教²[22}已经在叙利亚、波斯、阿拉伯半岛和印度南部马拉巴海岸蓬勃发展。正是叙利亚语基督教早在5世纪就越过乌浒水（Oxus River）³[33}，传至粟特人和突厥人中间。而且在日耳曼人大迁徙之后、欧洲尚未被完全再福音化（re-evangelized）之际，叙利亚语基督教就已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并于7世纪传到中国唐代朝廷。

由于地理差异、神学争论和复杂历史等因素，叙利亚语基督教传统和文化世界逐渐分化为多个教派。区分东部和西部叙利亚语礼仪传统以及教派归属有所裨益（Brock 2006:72）。

安提阿叙利亚正教会（Syrian Orthodox Church of Antioch）及其印度分支马兰卡拉叙利亚正教会⁵以及马兰卡拉正统叙利亚教会属于东方正教教会”大家族”，家族成员还包括科普特正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埃塞尔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正教会（Coptic Orthodox, the Armenian Apostolic, Ethiopian, and Eritrean Orthodox Churches）。他们的共同参照点是反对卡尔西顿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 451年）和秉持一性论⁶(miaphysite)。自20世纪六十年代起，这些教会一直积极开展普世教会合一对话。（Winkler 2016:201-12）

马拉巴独立叙利亚教会是源自东方正教的一个独立教会，而圣多马叙利亚教会是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期间一场改革的产物。

马龙派、叙利亚公教会、叙利亚-马兰卡拉、迦勒底和叙利亚-马拉巴教会都和罗马大公教会保持充分共融。亚述东方教会和古东方教会是和迦勒底教会共享一个东叙利亚传统的独立教会。在以上表格中，加浅色标注的教会隶属更大的教会。

我将在下文重点记述历史发展，以便更好地解释叙利亚语基督教的扩展和不同教派的起源。

基督论争议和教会分裂

由于埃德萨（Edessa）位于数条重要贸易路线交汇处，地中海岸的安提阿则是罗马行省叙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因此福音从耶路撒冷经安提阿和埃德萨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语基督教由士兵、商人、旅行者传到了波斯和印度，几个世纪后又传到了中亚和中国。

除了贸易，推动基督教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罗马和波斯帝国之间冲突不断导致难民和战时流放人员日益频繁的流动。

东方教会（Church of the East）⁷

在3世纪早期，波斯的基督教就已发展出主教制结构（Baum & Winkler 2003:7-41）。根据古代晚期教会会议文件记载，这个波斯教会被称为“东方教会”。今天的迦勒底公教会，亚述东方教会和古东方教会以此为起源。

东方教会的传统叫法“聂斯托利教会”被认为是“令人遗憾的不当称呼”（Brock 1996:23-36）。东叙利亚语基督教的百科信息通常都被归到这一词条下。从神学角度来看，今天必须摒弃这个叫法，因为“聂斯托利”教义认为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分离的。这没有反映出东方教会的基督论教导。而且至少从6世纪起，东方教会本身就否定了这条教义。

米兰敕令（313年）发布后，罗马帝国教会内部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亚流派⁸之争（Arian controversy）和尼西亚大公会议（Council of Nicea）;没有对波斯教会产生任何影响。波斯教会从来不是罗马帝国教会或罗马皇帝教会政治的一部分。

5世纪早期，波斯国王伊嗣侯一世（Yazdegerd I）（399-421年）试图缓和与罗马帝国的政治紧张关系，并着手把基督徒纳入帝国政治版图。古代晚期两大帝国之间的外交往来时期就此拉开序幕。在这些交流中，波斯的基督教组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在当时，东方教会可以说进入了“教会会议时期”。在第一次的塞琉西亚-泰西封会议（Synod of Seleucia-Ctesiphon，410年）上，波斯教会不仅在继遭受迫害后作了结构调整，而且接受了尼西亚会议（325年）的信仰立场，因此和西方教会的信仰协调一致了。和罗马帝国的大公会议相似，东方教会的第一次会议也是国家召集和支持的。随着5世纪更多教会会议的召开，波斯教会确立了在教会组织和神学上的独立。但它和罗马帝国教会的联系并未中断。

该教会发展出以埃德萨学园(School of Edessa)为中心的一种安提阿派基督论(Antiochene Christology)（Winkler 2003: 42-80）。从430年开始，它就受到摩普绥提亚的提奥多⁹Theodore of Mopsuestia）的信条和著作的影响。甚至当提奥多尚在世时，几乎他的所有著作以及他的老师;大数的迪奥多（Diodore of Tarsus）;的作品就已被翻译成叙利亚语。通过这些翻译，安提阿派神学在埃德萨变得很有影响力。这所学园的毕业生在和平时期回到了波斯帝国，因此他们早在以弗所大公会议（Council of Ephesus，431年）召开之前就把二性论（dyophysite）神学传到了萨珊帝国（Sasanian Empire）

由于提奥多是安提阿派神学的典型代表，反对亚流主义（Arianism）和阿波利拿里主义¹⁰Apollinarianism），又因为他的著作在埃德萨学园被深入研究，所以在以弗所大公会议（431年）上，来自埃德萨的代表反对亚历山大的西利尔¹¹Cyril of Alexandria）也就不足为奇了。埃德萨的伊巴斯（Ibas of Edessa，卒于457年）及主教拉卜拉（Rabbula，卒于435年）和安提阿的约翰（John of Antioch）一起谴责了西利尔。

由于罗马帝国境内以弗所会议和卡尔西顿会议后爆发的基督论争议，皇帝芝诺（Zeno）于489年下令关闭这所学校，驱逐教师。离波斯边境不远的尼西比斯（Nisibis）学园成为新的神学探讨中心。尼西比斯发展成为一个思想文化中心，成了萨珊王朝东叙利亚教会（East Syriac Church）的神学重地。

贝特-拉帕特¹²会议（Synod of Beth Lapaṭ，484年）和塞琉西亚-泰西封会议（486年）有时被看成是东方教会正式采纳聂斯托利主义（Nestorianism）的途径。但5、6世纪宗教会议的信经只能被视为恪守安提阿派基督论的一种形式。聂斯托利（Nestorius）的教导在此似乎并没有什么神学影响;直到621年他的名字才首次出现在东方教会的会议记录中；而摩普绥提亚的提奥多成了所有希腊教父（Greek Fathers）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Winkler 2012：148-65）

在位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宫廷里，思想史上最壮观、最重大的运动之一隆重登场。之前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几乎所有的哲学、科学和医学希腊文书籍都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东叙利亚语基督徒在这场“翻译运动”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因为译者大多数来自这一群体，而且他们普遍懂至少三种语言：叙利亚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这样，古代知识遗产的很大一部分传播到了欣欣向荣的阿拉伯学者世界，并为伊斯兰教提供了哲学术语的基础。这对西方而言也具有极其重大的文化和历史意义，因为经叙利亚语译为阿拉伯语的这些著作甚至在其希腊语原文在欧洲还不为人知时就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传入了欧洲。

尽管阿拔斯哈里发的政治政策导致大批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东方教会仍维持着大马士革、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塞浦路斯和波斯湾的主教区。更重要的是教会向东宣教事工组织有序。公主教-牧首（catholicos-patriarch）提摩太一世（Timothy I）差派的僧侣沿着丝绸之路把基督教以及他们自己的亚兰文化和礼仪传给了波斯、阿塞拜疆、阿富汗、土耳其、蒙古、中国唐朝、吐蕃，印度¹³各地人民（Malek 2006Winkler and Tang 2009Tang and Winkler 2013, 2016）。9世纪中叶，当时的唐朝皇帝反对外国宗教，这些宣教活动也随之结束。大约在同一时期，基督教在中亚;特别是吐蕃;也因为强大的佛教影响而日渐式微。

在进一步的宣教活动中，东叙利亚语基督徒成功将基督教传给了突厥-蒙古（Turco-Mongol）人。11世纪，贝加尔湖（Lake Baykal）以南的蒙古克烈（Kerait）部落归信基督教。13世纪成吉思汗统治该地区时，基督教早已在其他蒙古部落;例如乃蛮（Naiman）、回鹘（Uighurs）、党项（Tangut）和汪古（Ongut）;传开（Tang, 2011）。蒙古人征服中原后，基督教又回归了;不是作为“外来”宗教而是作为帝国新统治阶层的一部分。蒙古人之后的西征巩固了中亚基督教。

1258年蒙古人占领巴格达，从乌浒¹⁴（Oxus）到黄海（Yellow Sea）的丝绸之路沿线，宣教所遍地开花。13和14世纪东方教会如日中天。但1368年，在外族统治很长时期后明朝赶走了蒙古-元朝。此后突厥-蒙古人和其它很多非汉族群体被驱逐，随之离开的包括基督教。这第二次的衰落如此彻底，以至于两百多年后到达的耶稣会士被看成是来中国的首批基督徒。

不仅如此，蒙古-伊利汗（Il-Khans¹⁵）逐渐转向伊斯兰教。14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帖木儿（Timur Lenk/ Tamerlane，1336-1405）大军的血腥征伐几乎使中东的东叙利亚教会消失殆尽。教会急剧收缩，成了哈卡里山区（Hakkari Mountains）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北部的小群体。15世纪，它和罗马大公教会的联系得到加强，最终达成一次重要的教会合一（见下文 “迦勒底教会”）

20世纪初，安立甘宗宣教士口中的“亚述人”（Assyrians）（Coakley 1992）只有15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被怀疑和英国人合作，他们遭到奥斯曼帝国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的屠杀和驱逐，人口又减少了三分之一。1933年，英国托管伊拉克结束后，伊拉克政府把东叙利亚牧首圣耶西•西门（Mar Eshai Shimun）驱逐出境，他最后流亡到了美国。这些“亚述人”流落到世界各地（Coakley 1996: 179-98；Winkler 2009:321-34）。

20世纪60年代，亚述教会内部由于礼仪、日历和教会领导等问题发生了一次分裂，导致了今天有两个官方教会的局面，即“亚述东方教会”和“古东方教会”。前者会众有大约385000人，后者信徒总数可能在5万到7万之间。两个教会的首领目前都在巴格达驻堂。

叙利亚正教会

5世纪的基督论冲突导致安提阿牧首区内部发生分裂。一大批基督徒;主要是叙利亚语基督徒;拒绝接受卡尔西顿大公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 451年）的基督论表述。反卡尔西顿的塞维鲁（Severus）做安提阿牧首时（512-518年），反对卡尔西顿的声浪遍布埃及和阿拉伯、叙利亚、奥斯若恩、亚美尼亚（Armenia）、基利家(Cilicia)¹⁶、加帕多家（Cappadocia）¹⁷、色雷斯（Thracia）等行省以及美索不达米亚（Sélis 1988）

公元 519年，皇帝查士丁（Justin, 519-527年）主导恢复了卡尔西顿的决议，反卡尔西顿的主教被革除教职并遭流放。只有埃及足够强硬，牧首亚历山大的提摩太三世（Timothy III of Alexandria, 517-535年）可以公开谴责卡尔西顿会议、《利奥大卷》（Tome of Pope Leo, 449年）和皇帝芝诺的《合一谕》¹⁸（Henoticon, 482年）。结果一性论派（反卡尔西顿派）最杰出的神学家安提阿的塞维鲁在519年被废黜后，只能在埃及远程继续他的事工。

在皇后提奥多拉（Empress Theodora）的支持下，东罗马帝国的牧首区再次实现和解。但公元536年，教皇阿加佩图斯（Agapetus of Rome, 535-536年）来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他是在哥特国王的敦促下采取外交和政治行动的，因为查士丁尼的东罗马军队已经在向罗马靠近。教皇因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安提莫斯（Anthimos of Constantinople）的反卡尔西顿立场而拒绝与之来往。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 527-565年）很快意识到如果他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对自己统一整个罗马帝国的政治计划会更有利。于是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教会会议（536年）上，安提阿的塞维鲁和君士坦丁堡的安提莫斯遭到谴责。新一轮迫害临到反卡尔西顿派。这一次埃及也没能幸免。

面对迫害，安提阿的塞维鲁授权同事泰拉的约翰（John of Tellâ）按立执事、司铎和主教以加强反卡尔西顿运动。但到了537年，几乎所有的反卡尔西顿派司铎和主教;包括泰拉的约翰;都成了迫害的受害者或被废黜。塞维鲁死于538年；反卡尔西顿的安提阿派群龙无首。

甚至连很有势力的亚历山大牧首提奥多西（Theodosios, 535-566）在卡尔西顿派卷土重来期间都被流放到色雷斯的德科斯（Derkos）。公元539年，他在君士坦丁堡提奥多拉皇后的一座宫殿里避难。从那里他得以领导已经失去主教的所有反卡尔西顿运动成员（Winkler 2006:73-89）。加萨尼阿拉伯人（Ghassanid Arabs）在叙利亚建立了亲拜占庭的缓冲国¹⁹，公元542年，其首领请求提奥多拉差派主教。提奥多西按立阿拉伯的提奥多（Theodore of Arabia）为波斯特拉都主教（Metropolitan of Bostra），雅各•巴拉戴乌斯（Jacob Baradai。叙利亚语 “bûrdʿânâ.”，来自希腊语 baradaios, “衣衫褴褛者”）为埃德萨都主教（Metropolitan of Edessa）。提奥多忙于向叙利亚沙漠和约旦河流域的阿拉伯部落宣教；而雅各•巴拉戴乌斯;他的名字让人想起他伪装成乞丐所穿的破烂外袍;在从叙利亚、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到伊苏利亚和埃及的冒险之旅中按立主教和司铎。他因此奠定了反卡尔西顿派西叙利亚教会的组织基础。

雅各成了这次西叙利亚语基督教复兴的标志性人物，因此它被称为“雅各派”。公元558/59年，雅各•巴拉戴乌斯在萨珊帝国成功按立了一名塔克里特（Takrit）主教。这样，叙利亚正教会体系在波斯建立起来;尽管在塞琉西亚-泰西封公主教-牧首统领下的东方教会仍然代表着萨珊帝国基督徒的大部分。

安提阿的卡尔西顿派牧首仍然保持和帝国教会的共融。他在安提阿仍然有教区，但他的教会已经失势，主要服侍希腊人和一小部分说叙利亚语的人。大部分安提阿基督徒反对卡尔西顿决议并组成了叙利亚正教会。他们的牧首只能秘密驻堂，一般是在叙利亚北部或美索不达米亚的修院内。双方对话几乎不可能;这主要是公元7世纪的政治局势造成的。

在国王库斯洛二世（Khosrow II）统治的鼎盛期之后，7世纪20年代罗马皇帝赫拉克利乌斯²⁰（Heraclius, 610-641年）率军进攻。后者自上台后就加强了东部行省的力量。从622年到628年，他对波斯发起令人瞩目的攻势。他的政治行动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其他方面并不成功的教会政治支撑，具体来说就是传播一志论²¹（Monotheletism）/单力论²²（Monoenergism）这样的神学折衷方案（Lange 2012）。

公元630年，一项合约暂时给该地区带来了几年和平时光。在此期间的609-629年，安提阿（卡尔西顿派）正教牧座空缺，而叙利亚正教牧首把塔克里特主教成功提升为都主教，后者在摩苏尔（Mosul）北面的圣马太修道院驻堂。从11世纪开始，塔克里特都主教使用“maphrian”这一头衔（叙利亚语 maphryânâ ;，字面意思为“促使结果实的人”)。

当阿拉伯人开始从南方推进前往征服中东时，罗马和萨珊帝国这些传统势力已经因为连年战争而变得虚弱不堪。公元636年，阿拉伯人在雅尔穆克（Yarmuk）战役中打败拜占庭帝国军队。637年安提阿陷落；642年亚历山大沦陷。叙利亚正教基督徒似乎在看待穆斯林征服一事上怀有谨慎希望，希望这能给他们带来更多自由，摆脱拜占庭基督教帝国的迫害、束缚和义务。如今所有的基督教派地位相同，都是“圣书之民”（“people of the book”, ahl al-kitâb），都被当作伊斯兰保护下的少数派 （“受保护者”_dhimmis²³）

在8、9世纪，叙利亚正教会也走过了一段纷争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主教们势力渐长，反对居无定所的牧首。这导致两次内部分裂。拜占庭人夺回安提阿和北叙利亚（969-1085）后，卡尔西顿派牧首区壮大起来，而叙利亚正教会再遭迫害。

1085年，安提阿落入塞尔柱（Seljuk）突厥人之手，1098年，十字军占领安提阿。正是在那一时期，叙利亚正教会东山再起，并开始和罗马大公教会建立关系。

叙利亚正教会在12和13世纪达到鼎盛。从塞浦路斯和安纳托利亚到叙利亚、波斯和今天的阿富汗都设有主教区；在远东，突厥斯坦（Turkistan）和新疆也有教会群体。叙利亚文学和学术有了一次复兴;尽管叙利亚语作为日常口语逐渐被阿拉伯语取代。和穆斯林的关系也在往积极的方向继续。

从1292年到1495年，叙利亚正教会再次发生严重分裂。中东地区不同政治力量群雄逐鹿，也助长了教会内部争斗。多达四个牧首同时在位：一个在蒙古人治下的马尔丁（Mardin），一个在马穆鲁克王朝的巴扫马（Barsauma）修道院，第三位在基利家的西斯（Sis），还有一个在图尔-阿布丁（Ṭur ‘Abdin）。这些分裂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教会持续衰落，更多信徒转信伊斯兰教，而且主教和都主教开始和罗马大公教会协商（见“叙利亚公教会”）

从8世纪下页开始，阿拔斯哈里发王国的政治手段就已经导致为数众多的基督徒转向伊斯兰教。中世纪晚期叙利亚正教会基督徒人数继续减少。最后，14世纪帖木儿大军入侵摧毁了绝大多数修院和教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政治带来了进一步的严重损失。叙利亚正教会仍然是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少数群体。但绝大多数信徒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特别是土耳其东南部重要的图尔-阿布丁地区（Hollerweger 2000）。他们迁移到西欧或是南、北美洲。拥有大约25万信众的叙利亚正教会的牧首在（叙利亚）马拉特-赛德纳亚（Maarad Sednaya）和大马士革驻堂。

马龙派

;;; ;;;;从6世纪起，安提阿牧首区一分为二：属于罗马帝国教会体系内的以说希腊语为主（但也有一些叙利亚语信徒）的教区和反卡尔西顿的一性论派（叙利亚正教）教区。由于7世纪的帝国政治和阿拉伯征服，安提阿教会又出现了一次分裂，第三个教区/牧首座应运而生，即马龙派教会（Suermann 1998）。

马龙派这个名称来自5世纪一个说叙利亚语的修士群体。他们的信仰取向建基于苦修隐士马龙（Maron, 约卒于410年）的生平。马龙修道院由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出资建在奥朗提斯（Orontes River）河岸，以捍卫卡尔西顿会议的基督论教义。在帝国政治的背景下，包括查士丁尼在内的多位皇帝积极推动卡尔西顿派基督论教导，对该修道院出手大方。

马龙派有时被视为一志论派。但这与其说是教义问题不如说是语义问题。一志论在君士坦丁堡会议（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680/81年）上遭到谴责，马龙派因为阿拉伯入侵没能参加这次大会。安提阿沦陷后直到702年，君士坦丁堡只委任过名义上的牧首。此后直到742年，安提阿的卡尔西顿派牧首座一直空缺，卡尔西顿派群龙无首。因此周围地区的主教和僧侣们自行选举了一位牧首。马龙派的资料记录这次选举发生在685年。公元745年，哈里发承认他们为一个独立群体。

9、10世纪，为了躲避迫害，马龙派信徒来到黎巴嫩的偏远山区。由于阿拉伯大征服、和卡尔西顿派牧首分离，以及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决裂，马龙派陷于孤立，直到十字军东征时期这种孤立状态才被打破。阿姆施特的耶利米（Jeremias Al Amshitti, 1199-1230年）是第一位访问罗马的马龙派牧首，他在那里参加了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Lateran Council，1215年）。从那以后马龙派和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和共融一直没有中断。

马龙派教会牧首自1790年起就在贝鲁特北面的贝克尔克驻堂，今天马龙派信徒及其牧首在黎巴嫩发挥着重要作用。受政治形势特别是黎巴嫩内战影响，该国马龙派信徒人数一直在下降。今天在黎巴嫩以外有蓬勃发展的马龙派教会，主要在西欧、美洲和澳大利亚，全世界信众约有150万。

和罗马的合一

迦勒底教会（The Chaldean Church）

1340年，塞浦路斯的一群东叙利亚语基督徒把自己置于大公教会体系。天主教徒称他们为“迦勒底人/信徒”。1445年的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council of Ferrara-Florence）成功恢复了这一联合。该东叙利亚教会的主教获得“塞浦路斯的迦勒底大主教”（Archiepiscoporum Chaldeorum, qui in Cypro sunt）头衔。但早在1489年，塞浦路斯的迦勒底信徒就逐渐融入了当地的马龙派和拉丁教会。

14世纪，蒙古基督徒使节来到了西方。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蒙古伊利汗派遣的回鹘僧侣巴-扫马（Bar Ṣarma）（Budge 1928；Toepel 2008）。根据巴-扫马的记载，他在罗马举行了东叙利亚礼仪，最后从教宗手里领受圣餐。正是通过巴-扫马此行，罗马教廷认识了有所耳闻的东方教会。在亚巴拉哈三世（Yahballaha III, 1291-1317年）统领下，东方教会辖境达到最广，以巴格达为中心，从耶路撒冷直至中国和印度。但在此之前尚不为人熟知。

然而因为中国改朝换代，明朝统治开始，又加上中东帖木儿武力征伐，只有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偏远的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哈卡里山区屈指可数的几间教会存续到15世纪。牧首职位也变成了世袭的，结果就是教会被一个家族把控。这导致了教会分裂;特别是在未受训练的低阶人员被选为牧首时。到1552年，公主教-牧首 西门•巴-玛玛非常不得人心，以至于为数众多的反对者;尤其是来自阿米德（Amid, 现称“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和锡尔特（Seert²⁴）地区的反对者;在摩苏尔召开了一次反对大会。他们选举列班-霍尔米兹德（Rabban Hormizd）修院院长约翰•苏拉卡（Yohannan Sulaqa）为牧首。受西方宣教士影响的要人和教士向罗马派了一个代表团解释这种情况，在那里，他被祝圣成为主教和牧首。他的信仰告白得到认可。罗马方面以为西门•巴-玛玛已经离世，于是在1553年4月28日批准苏拉卡为“摩苏尔牧首”（Habbi 1966: 199-230）。

苏拉卡回到美索不达米亚后，在阿米德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按立了两位都主教和三位主教。但公主教-牧首西门•巴-玛玛赢得阿马迪耶总督的支持，后者邀请苏拉卡来访，但随后关押了他四个月并施以酷刑，最后在1555年1月将他处死。迦勒底教会视他为因与罗马联合/合一而受难的殉道者（de Vries 1952: 236-52）。

苏拉卡按立的五个主教选出了一位继任者，1562年他得到教宗庇护四世的承认。此后各个牧首一直保持和罗马的共融，直到17世纪。但在牧首西门十三世丁卡（Shemun XIII Dinkha, 1662-1700年）把牧首座搬到偏远的哈卡里山区的库夏尼斯（Qudshanis）后，这一支逐渐回到了传统教义。这个牧首区与外界一直少有来往，罗马和库夏尼斯最后失去了联系。它什么时候重又实行世袭制的也不太清楚，直到1974年牧首世袭原则才终结。当今的亚述东方教会由此一脉相承，其牧首职位是苏拉卡那一支和库夏尼斯牧首的延续。

1667年，托钵修会宣教士在阿米德的东叙利亚信徒中间活动，1672年他们说服度主教约瑟成为天主教徒。1677年世俗政权承认他为管辖阿米德和马尔丁的独立大主教。罗马教廷于1681年确立他为约瑟一世（Joseph I），“被剥夺牧首的迦勒底族牧首”（Patriarch of the Chaldean nation deprived of its patriarch）。阿米德牧首一职的继任者们在自己辖区和摩苏尔牧首区内传播公教教义成效显著。但在随后几十年里，支持与罗马合一的人和反对者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

1804年，奥古斯丁•辛地（Augustine Hindi）成为阿米德主教和牧首署理。他没有获封牧首头衔因为彼时罗马方面认为有可能统一当时的各个东叙利亚牧首职位（Habbi 1971：121-43，305-27）。尽管辛地一直没有得到教宗的完全承认，但1818年他获得了作为对其服侍奖赏的羊毛披肩带（pallium），他将这视为对自己牧首地位的确认。1828年辛地离世，和罗马共融存在了146年的阿米德牧首一职随之终止。和在库夏尼斯、阿米德和摩苏尔都有牧首的亚述教会不同的是，获得正式承认的公教牧首只有一位。

摩苏尔牧首区保留了很有影响力的列班-霍尔米兹德修道院，其牧首是老一派牧首世系的后代。因此罗马尤其希望赢得摩苏尔这一支，将它带入和大公/天主教会的共融。19世纪初，这个愿望终于在约翰•霍尔米兹德（Yohannan Hormizd）身上实现了。霍尔米兹德来自老派牧首家族。在经历了和多个都主教、牧首的冲突之后，教宗庇护八世终于在1830年7月5日确立约翰•霍尔米兹德为唯一的“迦勒底人的巴比伦牧首”（Patriarch of Babylon of the Chaldeans）。当时阿米德和摩苏尔这两个东叙利亚牧首区复合，并和罗马共融。只有库夏尼斯牧首区仍然孤立。

从1830年以来，东方教会的老派牧首系一直和罗马天主教会保持共融。为了防止约翰•霍尔米兹德把牧首一职拽在自己家族手中，罗马委派了一名有继任权的助理主教。1844年，一份奥斯曼帝国诏书认可了“迦勒底人”的牧首。这样，迦勒底教会成为得到法律确认的团体（米勒特millet²⁵）

今天，迦勒底人是伊拉克最重要的基督徒群体，其牧首在巴格达驻堂。由于中东的战争和冲突不断，绝大多数迦勒底人移民到世界各地并建立起自己的社群，总人数大约为42万。

叙利亚公教会

虽然十字军废黜安提阿希腊正教牧首、设立拉丁牧首对拜占庭正教会伤害很大，十字军和叙利亚正教会之间的关系亲切友好。叙利亚正教牧首大米迦勒一世（Michael I the Great，1166-1199年）称赞了十字军的宽容和两个教会之间的关系。这位备受尊敬的牧首甚至受到教宗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邀请参加第三次拉特兰会议（1179年）；但他拒绝了。两个教会之间的友好关系催生出合一的强烈愿望（de Vries 1956：137-57）。这种亲罗马的情绪让米迦勒的一个竞争对手得以把耶路撒冷信众的大部分带入公教（1183年）。

1237年，牧首伊格纳修三世 大卫•阿尔-哈依修弥（Ignatius III David al-Haishȗmi，1222-1252年）²⁶访问了耶路撒冷，在多明我会教省长官菲利普（Philip）面前表示顺服罗马教廷。但教会没有跟随牧首，只有一小部分在的黎波里（Tripoli）的叙利亚语基督徒保持和罗马教会合一。伊格纳修在顺服罗马后辞去了牧首一职，在圣地加入了布道兄弟会（Order of the Friars Preachers）²⁷。随着拉丁势力在圣地垮台，早在（1291年）阿卡（Acre²⁸）沦陷很久以前，这一地区两个教会间的修好就结束了。

从13到15世纪，由于叙利亚正教会内部产生多次分裂，一度出现四个牧首之多，一些主教个人因此寻求和罗马教会合一。但这些都属于个人行为。更正式的接触则发生在佛罗伦萨会议（council of Florence，1438-1445年）上，会议同样宣布了大公教会和叙利亚正教会的合一。但随着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人之手（1453年），加上叙利亚正教会复杂的教会划分体系，合一法令遭到绝大多数西叙利亚语基督徒拒绝。在15和16世纪也一直有合一的尝试，但都没能成功。

到了17世纪，拉丁修会和宣教士遍布中东，尤其是在基督徒人数可观的阿勒颇（Aleppo）。他们成就斐然，以至于到17世纪末，大部分西叙利亚语基督徒已经和罗马共融。叙利亚正教会牧首伊格纳修•西门一世（Ignatius Shimun I）被说服设立一名天主教徒作阿勒颇叙利亚（教会）米勒特的主教。他联系了宣教士，他们推荐安德鲁•阿希冉²⁹（Andrew Akhijan）为合格的候选人。安德鲁是一名叙利亚正教基督徒，1643年在加尔默罗会³⁰（Carmelite）和耶稣会（Jesuit）宣教士的影响下皈依公教。安德鲁•阿希冉到达阿勒颇后，原先愿意立他的叙利亚正教牧首因为马龙派正教牧首受邀祝圣他的主教而感到受了冒犯，拒绝接受安德鲁。此后叙利亚公教和正教基督徒之间冲突频发、难以调和，安德鲁不得不在黎巴嫩避难。但安德鲁得到教宗正式承认，为阿勒颇的合法主教。结果，在主教的努力、拉丁修会的宣教活动和法国领事的(consul)物质帮助下，叙利亚公教群体不断壮大。

1661年叙利亚正教牧首在马丁去世，大公教会宣教士和法国人希望提名阿希冉为牧首。这意味着叙利亚语（教会）米勒特应该整体加入公教会。当时没有保留两套教阶体系的打算。在法国外交支持下，安德鲁被选为牧首，奥斯曼帝国苏丹以诏书形式确认他为叙利亚信徒自治团体首领。

安德鲁•阿希冉去世后，西叙利亚语教会群体围绕继承人的问题爆发了激烈冲突，最后导致叙利亚公教牧首职位空缺，一直持续到18世纪。在阿勒颇追随安德鲁的绝大部分叙利亚语基督徒回到了叙利亚正教牧首领导下的正教会。

直到18世纪下半叶，叙利亚公教会才复兴。1774年，叙利亚正教会阿勒颇大主教米迦勒•亚伟（Michael Jarweh）正式加入大公教会。1781年叙利亚正教牧首去世后，米迦勒应一群正教主教之邀接受他们教会的牧首一职。他接受了邀请，条件是这些主教答应成为公教徒。1782年初，六位主教中的四位在Deir al-Za¢farân（修道院）接受公教教义，选举米迦勒为牧首。他以“伊格纳修•米迦勒三世”（1783-1800年）的称号上任。因为米迦勒是按教规正式选出的叙利亚教会首领，1783年教宗确认他为“安提阿牧首”。天主教考虑延续和罗马恢复共融的古老的反卡尔西顿派叙利亚教会。

对米迦勒及其追随者来说，不幸的是他没有得到奥斯曼苏丹的确认。没有加入公教的两位主教按立了另外四名主教并又选出一位牧首，后者得到了苏丹的确认。米迦勒•亚伟随即被剥夺牧首职位，前往黎巴嫩避难。遭遇流放和监禁的他，整个任期颠沛流离。在黎巴嫩，马龙派教会帮他在夏尔菲（Sharfeh）山区设立了教座。但从米迦勒•亚伟开始，和罗马的共融一直没有间断。1830年，叙利亚公教会终于得到奥斯曼帝国正式承认，成为独立的米勒特。这样，西叙利亚（教会）米勒特一分为二。

今天有大约20.8万叙利亚公教信徒，主要分布在黎巴嫩、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部的一些村庄到今天仍然说叙利亚语，但这些国家的常用语言是阿拉伯语。

印度的叙利亚语教会：

多马派基督徒

很久以前在印度西南的马拉巴海岸（Malabar Coast）就存在基督徒群体了，这一群体和波斯的基督教有联系（Vellian 1970）。传统的说法是：使徒多马于公元52年来到马拉巴海岸，在那里建立了七所教会。据说他继续前行到科罗曼德尔（Koromandel）沿海一带，于公元68年在马德拉斯（Madras）³¹附近的麦拉坡³²（Mylapore）殉道。使徒起源的史实性问题错综复杂，现代学者对此已有细致查考，其中若干显著证据证实了使徒多马曾在印度宣教（Nedungatt 2008；但请参考本书第33章）。

多马派基督徒和东方教会完全共融，但没有受到中东局势发展的影响。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教会现实，与此同时采用了东叙利亚语礼仪。

东方教会一直定期派主教到马拉巴海岸作为都主教按立司铎和主教。这些波斯主教通常不会说当地话，因此整个印度基督徒群体的民事和宗教权力实际掌握在头衔为“全印度大执事”（“Archdeacon of All India”）的一位地方司铎手里。在葡萄牙人抵达印度之前，多马派基督徒一直是一个统一的教会群体。

1498年的殖民标志着印度叙利亚语基督教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起初，初来乍到的人得到同为基督徒的接待，天主教司铎可以在多马派基督徒教会主持仪式，而东方教会主教在葡萄牙人的教堂里也受到欢迎。但之后欧洲基督教殖民势力和真正的印度叙利亚语基督教之间的接触、冲突和拉丁化的历史带来了持久的分裂（Pallath 2010）。

马兰卡拉雅各派叙利亚正教会

在迪安帕教会会议（Synod of Diamper，1599年）上，地方神职人员被迫将东叙利亚“巴比伦”牧首斥为聂斯托利派异教徒和分裂分子;实际上当时牧首和罗马完全共融。不但如此，这次教会会议开启了礼仪和纪律方面广泛拉丁化的进程。司铎候选人接受的是拉丁礼的训练，但在按立后不能主持东叙利亚礼仪式。虽然现代学者声称迪安帕会议无效（Nedungatt 2001年），它仍然对印度叙利亚语基督教的历史造成了致命影响。

这样的羞辱以及此后的类似事件让多马派基督徒深为不满。1653年在马坦切里（Mattancherry）的一间教会召开大会，与会者庄严宣誓不再服从拉丁大主教或其他任何耶稣会士;此即“库南十字架誓言”（Coonan Cross Oath）³³。十二名司铎按手在大执事身上，多马派基督徒内部的第一次教会分裂就此尘埃落定。

库南十字架誓言不是针对罗马教座，而是反对拉丁大主教和耶稣会的宣教活动。这种情况促使罗马教廷展开调查，以安抚这些教会成员。但与此同时罗马的举动也是为了不动声色地除去叙语礼仪。结果裂痕加深：一方和罗马共融，另一方于1665年加入安提阿叙利亚正教会，并改为使用西叙利亚礼。

今天的“马兰卡拉雅各派叙利亚正教会”有自己的公主教（catholicos），是安提阿叙利亚正教会的一个自治教会，总共有大约120万信徒。这家印度西叙利亚（礼仪）教会在19和20世纪经历了进一步的分裂。

马兰卡拉正统叙利亚教会

由于管辖权争议，1912年这个自治教会的一部分宣布从安提阿叙利亚正教牧首区完全独立出来（自立³⁴）。

一方忠于安提阿、一方独立的这两派只在1958年取得了和解，当时印度最高法院宣布只有自立的那派具有合法地位。1975年，叙利亚正教牧首绝罚了自立的马兰卡拉正统叙利亚教会的公主教，这导致又一次分裂。随后几十年的和解努力都无果而终。紧接着就是围绕教产的激烈争论和官司。1995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安提阿叙利亚正教牧首为普世叙利亚教会的精神领袖；而自立教会的公主教具有作为整个教会首领的法律地位³⁵，是其教区和财产的监护人。但这一裁决并没有带来和平，甚至直到今天，“牧首派”和“自立派”双方在管辖上仍然是分开的;尽管理论上他们完全共融。

今天，自立的马兰卡拉正统叙利亚教会据说有250万名成员。

叙利亚-马兰卡拉公教会

从18世纪以来有过多次调和大公教会和已成为叙利亚正教徒的多马派基督徒的尝试。20世纪20年代，反对安提阿叙利亚正教牧首管辖的行动不仅催生了自立的马兰卡拉正统叙利亚教会，还导致一些主教开始和罗马协商。

学识渊博的潜修者圣伊凡尼奥（Mystic Mar Ivanios）建立了马兰卡拉正统叙利亚教会内部的第一批隐修群体。1930年，他和他的辅理主教³⁶圣提奥菲洛（Theophilose）成了公教徒。另有两名马兰卡拉正统叙利亚教会的主教紧随其后。他们只要求保持自己的礼仪并被允许保留原教区。不少信徒追随他们，加入了新命名的叙利亚-马兰卡拉公教会。2005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将该教会提升为大总主教教会。成员约有42万名。

叙利亚-马拉巴公教会

库南十字架宣誓事件之后公教的宣教行动十分成功，到1662年，绝大多数多马派基督徒都已经恢复和罗马共融。但直到19世纪末，一直是欧洲加尔默罗会会士担任这个自1840年起被称为“叙利亚-马拉巴公教会”的教会主教，而且它时常面临骚乱的危险。罗马方面逐渐意识到赋予其真正的自治权才是最优解，并谨慎调整了自己的策略。1896年，罗马为多马基督徒设立了在本地叙利亚-马拉巴主教指导下的三个宗座代牧区（特里楚尔Trichur、厄尔纳库勒姆Ernakulam和钱戈纳切里Changanacherry）。1911年又为科塔亚姆（Kottayam）设立了代牧区。1923年，完整的叙利亚-马拉巴公教教阶体系建立起来了。自治带来教会的极大复兴。1876年叙利亚-马拉巴公教徒约有20万，而今天人数达到了近四百万。

从1934年起教会多次尝试恢复真正的东叙利亚礼，1962年推出了迦勒底主教礼书（the Chaldean Pontifical）。但叙利亚-马拉巴教会的拉丁礼司铎和主教们反对那些想要保留旧叙利亚礼的人，把他们定性为“守旧派”。1986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科塔亚姆亲自重启调整后的叙利亚语礼仪，但礼仪问题仍未完厘清（Karukaparambil 2008）。1993年，叙利亚-马拉巴公教会被抬为大总主教区。

马拉巴独立叙利亚教会（the Malabar Independent Syrian Church）和马拉巴圣多马叙利亚教会(Mar Thoma Syrian Church of Malabar)

1757年，一名来自耶路撒冷的叙利亚正教主教按立了合法都主教的一个反对者。这位主教;圣西利尔（Mar Cyril）;不得不逃往北方，在托齐育村（Thozhiyur，位于喀拉拉Kerala）他建立了马拉巴独立叙利亚教会，信徒大约有1万人。今天该教会和路德宗和安立甘宗（圣公会）教会保持联系，如马拉巴圣多马叙利亚教会。后者是在来到多马派基督徒当中的圣公会宣教士支持下改革的产物。虽然受到西方影响，拥有大约160万名成员的这个教会保留了叙利亚语和东方传统。马拉巴圣多马叙利亚教会具有普世合一导向和主教制特征。

参考文献：

Baum, Wilhelm and Dietmar W. Winkler. 2003.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 Concise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Brock, Sebastian P. 1996. The ‘Nestorian’ Church: A Lamentable Misnomer. BJRL 78(3), 23–36.

———.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Syriac Studies.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Budge, Ernest A. Wallis. 1928. The Monks of K__ȗ__blâi Khân,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Coakley, J. F. 1992.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nd the Church of England: A History of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s Assyrian Mis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The Church of the East Since 1914. BJRL 78, 179–98.

De Vries, Wilhelm. 1952. Nel quarto centenario della Chiesa cattolica caldea. Civiltà Cattolica 103, 236–52.

———. 1956. Dreihundert Jahre syrisch-katholische Hierarchie. Ostkirchliche Studien 5, 137–57.

Gutas, Dimtri. 1998. Greek Thought, Arabic Culture: The 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 in Baghdad and Early Abbasid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abbi, Joseph. 1966. Signification de l¢union chaldéenne de Mar Sulaqa avec Rome en 1553. OS 11, 99–132199–230.

———. 1971. L¢ Unification de la hiérarchie chaldéenne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PdO 2, 121–43305–27.

Hollerweger, Hans. 2000. Lebendiges Kulturerbe Turabdin: Wo die Sprache Jesu gesprochen wird/Living Cultural Heritage Turabdin: Where Jesus’ language is spoken. Linz: Friends ofTurabdin.

Karukaparambil, Cherian. 2008. Identity – Restoration – Renewal: The Syro-Malabar Church Since Vatican II in the Context of Her Ecumenical Task as a Catholic Eastern Church. Salzburg: Theol. Diss.

Lange, Christian. 2012. Mia Energeia. Untersuchungen zur Einigungspolitik des Kaisers Heraclius und des Patriarchen Sergius von Constantinopel. Studien und Texte zu Antike undChristentum 66. Tübingen: Mohr Siebeck.

Malek, Roman. 2006. Jingjiao.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Nedungatt, George. 2001. The Synod of Diamper Revisited. Kanonika 9. Rome: Pontifical Oriental Institute.

———. 2008.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Thomas, Apostle of India: A Re-reading of the Evidence. Bangalore: Theological Publications in India.

Pallath, Paul. 2010. The Catholic Church in India. Completely revised, updated and elaborated Indian edition. Kottayam: OIRSI.

Sako, Louis R. 1986. Le rôle de la hiérarchie syriaque orientale dans les rapports diplomatiques entre la Perse et Byzance aux Ve-VIIe siècles. Paris.

Sélis, Claude. 1988. Les Syriens orthodoxies et catholiques. Fils d’Abraham. Turnhout: Brepols. Suermann, Harald. 1998. Die Gründungsgeschichte der Maroniten. Orientalia biblica et christiana 10. Wiesbaden: Harrasowitz.

Tang, Li. 2011.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Mongol-Yuan China. Orientalia biblica et christiana 18. Wiesbaden: Harrasowitz.

Tang, Li and Dietmar W. Winkler. 2013.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orientalia – patristica – oecumenicavol. 5. Berlin: LIT.

———. 2016. Winds of Jingjiao. Studies on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orientalia patristica oecumenica 9. Berlin: LIT.

Toepel, Alexander. 2008. Die Mönche des Kublai Khan. Die Reise der Pilger Mar Yahballaha und Rabban Sauma nach Europa.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Vellian, Jacob. 1970. The Malabar Church. OCA 186. Rome: Pontifical Oriental Institute.

Winkler, Dietmar W. 2003. Ostsyrisches Christentum. Untersuchungen zu Christologie, Ekklesiologie und zu den ökumenischen Beziehungen der Assyrischen Kirche des Ostens. Studienzur Orientalischen Kirchengeschichte 26. Berlin: LIT.

———. 2006. Theodosios of Alexandria and Some Theological Trends of His Time (535–566). The Harp 21, 73–89.

———. 2009.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Iraq: A Glance at History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Until Today. In: Winkler and Tang 2009, 321–34.

———. 2012. Nestorius (um 381–451/453). In: Gregor M. Hoff and Ulrich H.J. K.rtner, ed.,

Arbeitsbuch Theologiegeschichte. Diskurse-Akteure-Wissensformen, Vol.1: 2.–15. Jh. Stuttgart: Kohlhammer, 148–65.

———. 2016. Les débuts de la collaboration entre les Églises orientales orthodoxes au XXe siècle. Istina 61, 201–12.

Winkler, Dietmar W., and Li Tang. 2009. Hidden Treasur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orientalia – patristica – oecumenical vol. 1.Berlin: L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