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rance

译者：Albert Sun，牛津大学神学与宗教系博士生 作者：Alexis Torrance，圣母大学神学院教授 阿甲按：艾利克斯 托伦斯 (Alexis Torrance)现圣母大学神学院教授，乃东正教神学、教父研究、拜占庭研究之重要学者，其介绍请见。此篇系统地分析了天梯约翰对圣书和教父克修文献的态度，对于灵修传统如何看待圣书在灵修中的作用极为重要。阅读此文，让我想起主耶稣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的比喻，使徒雅各告诫听道还要行道的教导，听道，学习教父文献的目的当然活出属灵的生命，这恰好是我们光从东方来的基本方法论。 凡例： 本文译自：Torrance, A., 2018. Scaling the text: the ambiguity of the book in John Climacus.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111(3), pp.793-808. 译者是牛津在读博士生 Albert Sun,特表感谢。 若要转载请参考如下格式：托伦斯 Torrance 《缩放文本：天梯约翰著作中书籍地位的模糊性》，Albert Sun 中译 （伦敦：教父原文中译计划，2024年1月22日），引用日期，此文链接。若有杂志想转载此文，请联系areopagusworkshop@gmail.com 凡人名，地名书名，以及原文以（）表明之。「」是原文没有，为明确意思添加的。 摘要 天梯约翰的文学复杂性一直是近期学术界讨论的主题，也是试图恢复拜占庭早期修道传统中 教化（paideia）的关键重要性这一更大趋势的一部分。为了与这种对文本和书籍文化的流行兴趣进行对话，本文将概览天梯约翰在神圣文本这一主题上持有的微妙立场。在天梯约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张力：一方面，他怀有对神圣文本的敬意，这包括了书面文字在带来属灵健康上的作用；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需要承认任何的文本或书籍，无论多么神圣，在克修的理想面前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然而对于天梯约翰，将神圣文本置于一旁，与其说是体现了这些文本的肤浅，倒不如说是说明了我们需要将外在的、无生命力的页面文字转化成为具象的、有生命力的心灵之书。 导言 早期拜占庭修道传统对书籍、文字、阅读，乃至学术和教化的态度，历来都被认为是关于古典时代晚期和拜占庭时代中古典文化的广义上的接受、传播、忽视，及/或转型的学术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时代和思想长河的一端，伫立着世人不停借用的吉本 (Gibbon)，对他来说，野蛮的修道士，那些“社会生活的流亡者“，由于”被黑暗且不安的迷信意念所驱使“，对任何真正的文化和学术只有鄙夷1吉本嘲弄古典时代认为修道士是在追求神圣哲理的想法，讽刺地评论修道士们“不靠科学和理性的帮助，就超越了古希腊学院历经辛苦才获得的美德“。2早期的修道士被吉本认为同时是自我、社会、教育、文明等等的毁灭者。当然，伴随着以“古典时代晚期 (late antiquity)”这一概念取代“黑暗时代 (Dark Ages)”的趋势的兴起，对早期修道士阅读文化和学术抱以同情的（甚或是欣赏的）更为积极的态度也在当代的评价中涌现。3 然而，我们经常有必要澄清这些讨论涉及的阅读材料和学术文化是什么性质。学者常提及修道院的图书馆和典籍（最著名的当属帕克米安Pachomian图书馆）、圣安东尼信笺中流露的学识、培路西的以西多里(Isidore of Pelusium)对修辞的关切、及/或艾瓦格里 (Evagrius)对哲学的兴趣，似乎是要制造一种古典或世俗学问在修道士群体中蓬勃发展的印象。不可否认的是，某种程度的兴趣的确存在于修道士群体的领域，但这说不上蓬勃。真正蓬勃发展的是阅读和传播圣经和教父的教导，包括圣礼。4新文本的产生，尤其是以克修 (ascetic)论述为形式的，也是关键之一。古典时代晚期与拜占庭的克修文化中的学问不可避免地采取这些文本作为基础。 在拜占庭早期修道士创作的新文本中，最有影响力、最多人传抄的当然是写于七世纪头几十年的西奈的约翰的《天梯》。一些学者认识到，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这篇文本，就会发现其中使用了难以言表但却令人印象深刻的修辞技巧，这反过来又揭示了修道院的学问，虽然表面上难以察觉，但却在修道士的培养过程中发挥着深刻而积极的作用。亨利卓森 (Henrik Rydell Johnsén) 最近对《阅读天梯约翰》（Reading John Climacus）的研究在这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在这方面，他密切关注西奈的约翰在构建其著名的《天梯》时采用的复杂的修辞策略。5 卓森 (Johnsén)为天梯约翰的文学技巧提出了合理且令人信服的论据，并将其论点扩展到修道文化和教化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文学性和 文本性。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观点：如果从一开始修道文化就涉及文本（这是事实），那么这种文化肯定是文本性的。然而，他的论点立场比这更强硬：文本不仅对修道文化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就是这种文化。因此，卓森反对修道院从口头方式开始发展其传统的普遍假设。6从他对《约翰阶梯》各阶梯（论服从、论纯洁等）的教学价值的评估中，可以看出他对修道文化理解的一个结果。这些步骤不再是关于修道环境下灵魂疗法的步骤，他说，这些步骤的文本本身就是 疗法。7换句话说，卓森希望利用他对西奈的约翰的文学能力的分析，对拜占庭早期修道文化中的文本和意义提出更广泛的解构。在他的构思中，不存在 文本之外（hors-texte）；媒介本身即信息。8 回应卓森关于天梯约翰和拜占庭早期修道院主义的更广泛的主张是本文的背景和的动力。虽然他的论点是基于对《天梯》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文学分析，但对约翰本人的言论却很少给予积极关注，而我认为这些言论虽然偶尔会对卓森的论点有所帮助，但最终会形成阻碍。他所探讨的言论围绕着约翰对书面文字和/或书籍所表现出的深思熟虑的模糊性。这里指的不是基督教文本与非基督教文本之间更明显的模糊性，也不是保罗意义上的 上帝的智慧 与 今世的智慧 之间的模糊性。如果将其理解为修辞方面的训练，这也不是关于学问的模糊性，因为天梯约翰（或学者约翰）似乎擅长修辞。相反，这是关于神圣文本本身的模糊性。在简要讨论约翰自身的修辞和文学技巧之后，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他对书面文本或书籍的积极评价及其在克修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随后，我们将讨论一个更令人费解的问题，即天梯约翰在《天梯》和《致牧羊人(To the Shepherd)》中多次提到的问题。它揭示了一种放弃书籍和文本的克修理想，无论这些书籍和文本原则上多么神圣和正确。无论对这一观点的评价如何，它至少表明天梯约翰本人并没有把《天梯》中的文字步骤本身视为修道生活的 根本疗法；事实上，他非常坚定地认为，虽然修道似乎不可避免地要以文字为基础，但它的指向却超越了书面文字。在理想化的环境中，修道士将神圣知识中不可言说的话语直接刻在自己的心碑上，摆脱了羊皮纸和墨水的中介。而在结尾部分，本文也将论述，在这理想情况下，天梯约翰留给我们的虽也是石碑和文字，但确切地说是一种内化的、至高无上的由身心承受的圣书。而留给我们的则是他的《天梯》，一部体现他对“文本之外”坚定信念的文本见证。...